缅怀 | 容闳与中国幼童赴美留学

容闳（1828年11月17日—1912年4月21日）

原名光照，号纯甫，

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

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

他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并首倡、策划、促成和领导了近代中国第一代官费留美学生的派遣，他就是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

壹

1835年，正值七岁学龄的容闳跟随父亲前往澳门入读马礼逊预备学堂（Morrison School）。

1847年，容闳等三人跟随美国教育家布朗牧师前往美国留学。

1854年，容闳获得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成为第一个受过完整的美国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

八年的留美学习正值容闳的18-26岁，正是一个青年从幼稚走向成熟、从朦胧走向清晰的塑造定型时期，他浸染在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氛围中，开始确立对世界、对故国、对未来的基本看法。在此期间，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中国也被迫纳入资本主义市场，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另一个世界的坚船利炮打败了一个停滞的帝国，帝国的君臣子民还是闭目塞听，固步不前，“文明古邦”已经夕阳西下。

来自家国的消息每每令他辗转难眠：“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他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悲壮感，但是他知道他就好比堂吉诃德，一旦回到故国，很难找到志同道合的追随者。因为当时中国的教育体制孵化出来的大部分都是两脚书橱、学舌鹦鹉，以及行走在大小衙门的奴才。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改革教育制度，培养更多学识超群、观念开放的“新人”，一起承担使命，拯救民族。

因此，在毕业前夕他就提出了“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大胆设想和人生规划，这个时期的容闳实际上就已经确立了“ 教育救国”的理想。

 

贰

容闳满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和热情，返回积贫积弱的中国，却不断碰壁，屡屡受挫，他在失望与希望的秋千上荡来荡去，“无日不悬悬然不得要领”。在此期间，阿斯本舰队事件、《蒲安臣条约》的签订以及天津教案的爆发等让他教育救国的理想开始变得更为具体明晰。

1861年，清政府决定向西方购买舰船利炮，建立近代海军。受托承办此事的是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他擅自与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斯本签订合同十三条，规定由阿斯本担任舰队的总司令，不执行“ 经由其他途径传达之任何谕旨”，完全暴露了其企图控制中国海军的阴谋和野心。1863年因为协商不成，清政府遣散舰队，这次购买西方舰船改善旧式水师的努力经营几近两年，耗银数十万两，却以令人沮丧的结局告终。

同样，1868年，美国已卸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以“大清国大皇帝特派钦差大臣”的身份，率领清政府的外交使团赴欧美等国“访问”，在美国期间，蒲安臣擅自同美国国务卿订立了《中美续增条约》（又称《蒲安臣条约》），实质上为美国侵略者从中国掠卖华工，在“传教”的幌子下进行各种侵略活动开辟了道路。

容闳看到，无论是在处理国际关系事务还是在同外国民族的商业和其他交往中，中国常常由于缺乏受过现代教育、力能胜任的代表而深蒙不利，在许多至关重要的职位上，只能假手“客卿”，中国的利益很容易被忽视或出卖，中国的军舰、海关，大部分大权旁落。

清廷“假手”蒲安臣签订的《蒲安臣条约》第七款“ 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更让他看到了希望，他即向好友丁日昌提出所谓教育计划，撰为条陈四则，其中第二条写道：“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但在当时，洋务派设立的马尾船政学堂因为教育体制学习英、法已经遭到了士大夫守旧派的极力反对，京师同文馆开办天文算学馆也在京师内外惹起轩然大波，容闳建议的派遣聪颖子弟留学外洋显然更为激进，所以留学教育计划未获批准。

1870年，法国传教士与民众之间爆发了冲突激烈的天津教案，容闳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谈判过程中，深感中国民众的缺乏教育、愚昧无知是这场外交灾难的重要原因。而派遣留学生出洋肄业，让更多青年人接受科学文化教育已经迫在眉睫，于是，他再提倡议：“ 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

此次倡议获其好友丁日昌之赞成，并且得到了曾国藩、李鸿章二人的联衔入奏，1870年冬，清政府批准幼童出洋留学事宜，并商议成立出洋肄业局。按照容闳所拟章程，定留学总人数为120人，分四批出国，每年遣送一批，连续派遣四年。学生年龄最低不小于12岁，最大不超过15岁，在美国肄业15年。

叁

在风气未开的19世纪70年代，招收幼童出洋留学谈何容易？虽然容闳等人一开始就把招生范围划定在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的东南沿海地区，他也到各地鼓吹幼童出洋教育，但是依然困难重重，到1871年夏天，仍未招足30人。一位留美幼童后来回忆说：“ 有的人申请了，可是后来当地人散布流言，说西方人野蛮，会把他们的儿子活活地剥皮，再把狗皮接种到他们的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因此报名的又撤销。”这样的民间文化氛围也给招生增添了很多障碍。

有感于此，容闳还于1871年捐资在故里创设甄贤社学，培养读书种子，“ 敦风俗、崇教化、育英才”。这样几经艰难才终于在当年秋天招满了首批幼童30人。这些连续四年招收的120名留美学生中，既没有满族贵胄，也没有仕进显宦的大家子弟，生员大部分来自相对较为开放的东南沿海地区，均出身于非传统士大夫家庭。

招收来的幼童陆续进入上海设立的留美预备学堂，接受中英文强化训练。在这段日子里，容闳频频与美国友人通信，希望幼童抵美后给予食宿、就学诸多方面的协助，他还于1872年7月先行赴美，拜访故交师友，安排诸事。

1872年8月11日， 詹天佑等30名幼童在一种复杂而茫然的心情下搭上一艘日本轮船，向岸上悲喜交加、泪流满面的亲人挥手告别，9月12日到达美国旧金山，接受正规的西式教育。

肆

19世纪70年代是西方科技发明突飞猛进的时代，美国的电力、通讯、机械和交通工业方面均有跨跃式发展。为了开拓幼童的视野，容闳利用一切机会让他们接触先进的文化科技，参加一系列有意义的活动。其中给幼童印象最深的就是1876在费城举办的立国百年纪念博览会，容闳把他们的绘画、作文等送去参展，扩大幼童留美教育的影响，并组织他们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参观。

在美国，这些孩子学业精进，观念更新，中学毕业后陆续都考入了耶鲁、哥伦比亚等著名大学。美国《纽约时报》曾以羡嫉的笔调写道：“中国幼童均来自良好高尚的家庭，经历考试始获甄选。他们机警、好学、聪明、智慧。像由古老亚洲来的幼童那样能克服外国语言困难，且能学业有成，吾人美国子弟是无法达成的。”

幼童赴美虽然打破了国内守旧势力的坚冰，但是反对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过。守旧顽固的留学生监督陈兰彬把留美学生的“西化”视为背叛封建祖训，接连奏报清廷，告发副监督容闳将留学生“引入歧途”，诬蔑留学生在美国放荡不轨。清廷偏听谗言，将陈兰彬调为驻美公使，容闳为副使，不让容闳管理留学生工作，新派陈兰彬推荐的翰林吴子登继任留学生监督。吴子登对洋务事业向持反对态度，将留学外洋“ 素目为离经叛道之举”。他一到美国，就将所有留学生叫到华盛顿，大加训斥。他认为“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随后鼓动陈兰彬，连连上奏朝廷，要求从速撤回留美学生。李鸿章主张分别情况，撤一半留一半，已学有所长的先行撤回，而陈兰彬坚持全撤。

1880年，李鸿章仕途坎坷，他在朝廷的影响，受到了来自清流派政敌的攻击，由他具体领导的出洋肄业局也成为众矢之的。一贯反对留学教育的保守派，把攻击的声势推向高潮。1881年，出洋肄业局被迫停办，留美学生于出国十年后被迫返国。消息传来，容闳夜不成眠，立即拉马克·吐温求见与李鸿章“交谊甚厚”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请他致电李鸿章加以劝阻。于是，李鸿章给陈兰彬发来电文，表示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建议酌情撤回，“ 乞与纯甫商定”。但是陈兰彬与容闳在肄业局、外交事务中龃龉已久，所以他接到电文后并未告知容闳，留美幼童撤回大局已定。雄心大略筹谋多年的留学事业功亏一篑，容闳的努力化为泡影，在那样的时代他也只能徒呼奈何！

虽然这次留学活动未能完满成功，但在日后的岁月里，这一批留美幼童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勠力推动着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这其中有京张铁路设计工程师詹天佑、开滦煤矿矿冶工程师吴仰曾、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民国开国总理唐绍仪等，他们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政治、外交、军事、铁路、矿山、海关、邮政、教育等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把所学贡献给了国家和民族。

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容闳，这位“ 过渡时代”的思想巨擘和近代化实践者，留给后人的是一笔丰厚的、取之不尽的精神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