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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还是不回国,这是一个问题 留学美国:过来人告诉你真实感触

导读:

这里有诱人的机会,也有强烈的文化冲突,去中国求发展并非一个可以轻松做下的决定——即使你生于中国。

贾鹤鹏:回国,还是不回国,这是一个问题

来源:《自然》

Xiaolai Zhou暂时停止在国内找工作了。他生于中国,现在是美国佛罗里达州梅奥诊所的一名助理教授。可是,在国内获得教授职位没有他想得那么简单,要不要回国,他还需要再想想。他说:“我已经出国7年了,一直很想家,很想回去。但是要考虑的个人因素有很多。”

和许多其他人一样,Zhou认为国内的工作机会与国外相比,就算不是更胜一筹,也是旗鼓相当。但是因为竞争激烈,他一直没能在一流大学找到一份工作,也不能保证可以得到和国外同等的工资和经费资助。现在,他开始重新思考回国的意义。他说:“回国意味着离家人朋友更近,但是美国依然是全球的科研领导者。”

现在,有成千上万的海外中国学子考虑回国,Zhou只是其中之一。直到本世纪初,中国依然面临着严重的人才净流出问题。在1978年到2003年间,共有700,200名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其中只有172,800人回国发展。不过,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渐渐有所好转。在过去十年里,70–80%的中国留学生在学成后回国。

鉴于中国的科研职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海归和海外科学家需要深思熟虑,确保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

海外学子为何归国情切?这背后的原因有家庭责任和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等。密歇根大学的细胞生物学家Guojun Shi表示,中国学者要与西方同行竞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的职场讲究谦让服从,强调自身不足。但是在美国,想要获得研究机会和资源,你必须积极表现自己的能力。”他说。

选择回国

邓巍巍之前是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副教授(终身职),后来通过“千人计划”于2017年初进入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我女儿7岁了,如果现在不回国,晚了她就很难适应中国的教育体系。”

另外一些人则迫切地希望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靖湘峰在康纳尔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后选择回国,尽管会失去在美国的发展机会,但是他还是希望能长期陪在父母身边。“如果你决定回国,那么越早越好。中国不会一直有那么多的空缺职位等着你。”靖湘峰说。

但是,文化转变也是一种挑战。物理学家延英之前在瑞典隆德大学工作,在那里,研究人员可以把超过3个月大的孩子送到有公共补贴的日托中心。但是现在在苏州大学工作的她享受不到这种待遇,这令她感到很沮丧。在中国的文化里,一般依靠家庭成员照顾年幼的孩子。她的丈夫也是一名物理学家,在上海大学工作。因此,两岁的儿子只能靠他奶奶照顾。??“如果雇个保姆,就等于我们俩其中一个人的工资没了。”她说。

海归家庭经常碰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公民无法持双重国籍。在有些海归家庭里面,孩子在国外出生,持有两个护照,每次要离开中国都得根据签证规定,仔细做好打算。举例来说,美国护照非常珍贵,不好轻易放弃:因为空气质量、食品安全和教育等,美国是中国公民移民的首选目标。还有一些中国科学家曾在美国工作,并通过雇主获得了永久居留权,他们担心回到中国会导致他们丧失这份权利。如果丧失了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的自由,那么当他们在中国发展不顺再想回美国的时候,麻烦就大了。

中国研究人员抱怨最多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些雇主没有信守诺言。由于担心给自己的职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科学家们不愿意公开谈论这一话题,但是私下提到的例子包括一些行政人员由于抵不住其他职工的阻力,而无法促成实验室的建立。在中国这样一个办事讲关系的国家,很少有人愿意冒着影响个人职业发展的风险去得罪别人。也有科学家说,中国科研竞争激烈的现状可能产生一些不体面的行为。清华大学的神经科学家鲁白表示,同事之间常常不愿意分享自己的想法,因为担心对方可能窃取或抢发相关内容。

中国体验

在中国工作的外国科学家表示,融入中国文化虽然很难,却大有益处。Richard deGrijs是来自荷兰的一名天体物理学家,目前在北大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工作,他说没有强大的工作和个人关系,什么事都办不成。

“要付出大量精力才能构建一个关系网,才能受人尊重;而这不是你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我和许多中国同事都建立起了非常好的关系,私下也成了好朋友。”他说。

因为生活在北京,de Grijs对空气污染已经习以为常。北京经常发生“空气大灾难”,或是严重的雾霾,尤其是在冬季。虽然中国政府通过限制工厂排放和严格把控检查流程来改善空气质量,但是中国仍是室外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每年造成百万以上的死亡人数。北方地区工业化程度较高,气候较冷,因此受影响最大。“中国的雾霾是一大问题,要很长时间才能好转。”de Grijs说。

相比之下,南方的科学家受雾霾影响要小一些。但是仍有其它一些环境因素令他们感到担忧。Joel Moser是苏州大学的一名物理学教授,苏州的水质毒性不断上升,让他很忧心。他于两年前来到中国,之前在西班牙卡斯特利德费尔斯的光子科学研究所工作。他说自己是被教授职位和更高的研究经费资助吸引而来。苏州以园林水乡闻名,但是现在的古运河已经被严重污染。“学生们告诉我水里密布的藻类只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有些学生仍然记得,在没多久之前,附近的河水还是干净的,他们还在里面游泳。??”他说,“显然,要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并非易事。但是,中国人民充满智慧,一定会找到办法的。”

在外国科学家当中,对于生活环境的焦虑和对于未来的期许往往交织在一起。在他们看来,跟在西方相比,中国城市里的学生积极热情,富有才华,而且同事友好,生活成本适中。“早上,我常常会看到桌子上放着香蕉、橙子和一张手写的便签,这让我感受到了学生们对我的关怀。”Moser说。

目前在合肥中科大工作的美国光学专家Zach Smith(储扎克)说,语言障碍自然是每天都绕不过的,但是总有办法克服。他决定来中国的原因是中科大愿意“双聘”。他和他的中国妻子储开芹研究的是相同领域,但是难以在美国的同一所机构里面找到工作,而中科大愿意为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谈到撰写经费申请的方法时,他是这样说的:“我一般先用英文写出来,然后学生和开芹帮我翻译。当然了,这不容易做,因为经费申请非常专业,要在保持原意的同时,使它符合中国资助机构的口味要求是有难度的。”

不论是海归,还是外国科学家,都在学习中国实验室里的政治游戏。由于大部分研究机构都是国有的,所有自上而下的决策都是为了保障执政党的利益,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因此,对于科学家而言,很难公开指出体制缺陷,而不被视为在挑战大环境。他们说如果说出来,那么就有可能失去工作上的支持和事业晋升的机会。他们还抱怨关键决策常由政府官员决定,而非科学家,而且昂贵的设备采购都是由没有资质的行政人员负责。

困扰外国科学家的问题还有中国严格的互联网审查制度。中国屏蔽了包括谷歌、Facebook和Twitter等在内的网站;科学家们如果要使用一些关键研究工具(如GoogleScholar)来获取研究论文,就得使用VPN。但是,VPN也不是万无一失,因为审查者也在竭力屏蔽它们。“这也是我选择不在中国全职工作的其中一个原因。”Olaf Wiest说。Wiest是北大的访问教授,从2010年开始每年在中国工作3个月。他表示:“我们必须让考虑去中国工作的人充分了解利与弊,这样他们可以仔细衡量其中的得与失。”

留学美国:到底回国还是不回国?过来人告诉你真实感触

有几次我在纽约和好几拨人吃饭,遇到快毕业的硕博士和本科生,大家齐聚一堂讨论的事情大多围绕着今后的事业重心放在哪儿。

在刘瑜教授留学的那个年代,她说遇见的每个中国人都是祥林嫂,喋喋不休地在问「以后想不想回国去」。

而随着国际间交流合作机会的不断放开,「回」还是「不回」,对于留学生而言,似乎已经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海归了回来呆着不舒服还能再海飘过去。

但细思下来,又并非那么简单,机会的多元化反而让人更纠结。

国内外就业市场的好忧参半,生活品质的零零碎碎,以及文化氛围的天差地别,都成了需要顾及的重要因素。

事业的起步平台一般都需要有连贯性,是去开垦属于「美国梦」的一片天,还是回来刷新自己的「中国梦」,成为留美学生在毕业当口不得不做的选择题。

我想起十五岁第一次去美国,下了旧金山机场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资本主义阵营」:「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满眼望去是低矮的楼房,和人们悠闲笃定的腔调,海风徐徐,白云朵朵。

当然了,那时候国内雾霾并没那么严重,蓝天白云也不显得那么的「贵如油」。

后来我与美国住家一对四十出头的白人夫妇共同生活了一年,感觉到他们的「美国梦」就是我们「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高阶版本:丈夫经营着一家帆船商店,妻子是全职太太,有两个小孩,惬意自足。

而对熟悉这些画面的留学生而言,这样的生活似乎又少了那么点盼头、那么点激情。

美国作家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他的书《美国史诗》中给了「美国梦」一个比较开放的定义:

「在美国,每个人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富裕,更充实,因为机会变得均等。不再有欧洲式的上流阶级去规范社会秩序了,而给予个人自由竞争的机会,使得人们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获得成功和财富,并且实现社会的有效流动性」。

但在一些美国人眼里,现在的美国梦可能不再是抵触所谓老牌欧洲「精英主义」的「自由主义」,而变得更加「后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更加看重财富的积累。

但在金融危机之后,不仅仅是穷人叫嚣着社会分配不均,连中产阶级都开始抱怨自己过得苦。

很多美国朋友都跟我提过,曾经让他们坚信不疑的美国制度,现在也开始出现裂痕。

特别是这几年的经济不振后,「占领」(Occupy)各种城市的浪潮此起彼伏,许多美国人也对其制度中的「自由」、「公平」等优越性和稳定性产生了怀疑。

而相对的「中国梦」,也有着对「过日子」的追求,但对很多人而言似乎多了一份社会担当和文化诉求。

而落到实际,大概有三个方面的不一样。

1. 工作氛围

先说工作氛围吧,美国的大多数企业里面,尽管也有着这样那样的办公室政治,但总体而言,同事间的交往比较简单,跟上级之间也相当随和。

在我曾经实习的美国公司里,下级是可以公然挑战上级的,下级觉得上级有什么做的不对,可以有理有据地指出,这并不稀奇。如果说的恰当,还很有可能被大老板褒奖。

我的一位朋友白小姐,在出国之初曾在国内一间外企会计事务所工作,谈起国内的公司氛围,她就觉得不那么宽松随意了,尤其是在待人接物方面,比如说非常注重领导的称谓。

另一位曾在中美两国科技公司工作了快十年的林先生就说,中国的公司更强调权力等级,而美国更注重实际的经济利益。

在中国公司内要注意很多的条条框框,比如,对领导要回复「是」而不是「对」,不能用「交流」而要用「汇报」。

但其实美国公司也并非像水晶球那样透明。

我就在私人聚会上听到一位女士抱怨工作中上级主管的蛮横态度,并且有时候还有轻微的骚扰举动。

她越级上报反映之后,人事部门也基本睁只眼闭只眼拖着,直到上个月公司大老板整顿人事,这件事情又被捅出来才进行了严肃的处理,那位主管自然也被KICK OUT了。

中国凡事都铺在关系的网兜里,而美国对于华裔的天花板也不是那么好突破。工作上的糟心事在哪里都不少见。

2. 物质报酬和生活品质

据说一个年薪百万(人民币)阶层在中国过的生活大致如下:

有两三套手工定制的工作套装,脚蹬着从欧美Outlets买的菲拉格慕或者是Zegna鞋子。

男士开着宝马X3或者奔驰C级,感觉自己已经「鲜衣怒马」了。女士一般储藏得起半打的大牌入门级包包,但再贵的也有点力不从心了 。

一年有一到两次出国旅行,然后余下钱供得起一套六百多万的房子,能让家人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但工作的压力往往挤占大部分的时间,根本提不起精神去打开生活的天窗。

而相比较之下在美国,一个年收入上二十万美金的人,在纽约和加州湾区(Bay Area)也算得上是上层中产阶级(Upper Middle Class),即便是白手起家,也能贷款买得起学区房townhouse,负担得起平时种种小花费,周末滑滑雪。

而在中西部地区绝对是土豪这个级别的,租个直升机能绕自家农场一周,吃嘛嘛香。

而同样的在国内年收入百万年薪或者在美国二十万美金起跳的工作并不是那么好找,基本也处于职业场的金字塔中高段了。

而处在这个级别的海归可能就要说,国内虽然竞争压力大,但过的是「文化苦旅」啊,想看个话剧、听个相声立马就走起,跟哥两个那叫一个一呼百应,三百六十五种茶味,都甩咖啡几条街了。

同样在美国的也会跺起脚来一一陈述生活的优越性,例如插队这事儿基本绝缘,人人都彬彬有礼,百老汇剧全美国演,一点也不逊色啊。

因此在生活品质上,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3. 社会认可度

与生活品质搭配的是社会认可度,但这东西比生活品质就更玄乎了。在国外工作生活的华人就一定是没法融入主流社会的吗?

我认识很多第一代通过留学来到美国的华人,无论在社区活动、还有交友圈子中都能跟各种族的人群打成一片。

而说到认同感,归根到底是心理对于一种comfort zone(舒适圈)的感受,自己过得怡然自得又何尝不是一种认同感的体现呢。

很多知名海归在媒体上叨叨自己回国的经验,基本都觉得优越感比在国外更多,在自己的国家,物质和精神的安全感更浓烈了。

在国外就算混的是中产阶级圈,回国也能摆个谱,去上流社会打个酱油,有些一不小心就成青年敬仰的导师了。

但不是每个回国的人都能交好运,而这几年海归数量增多,国内的公司可能并不是特别看重职员的海外学校名气,而更看重实在的经验和能带来的资源。

「点背不能怪社会」,真正在国内圈子风生水起的,除了一张金光闪闪的文凭之外,还需要有扎实的经验本事以及行业资源。

其实「美国梦」和「中国梦」的选择也并非就是「零和」的僵局。

无论是在所谓的「好山好水好无聊」的美国,还是所谓的「好脏好乱好快活」的中国,都有可能进入一种菲茨杰拉德所描述的「有些新鲜的,不同寻常,带点美感,简单得又能把握住范式」的生活和工作。

个中关键还是取决于个人的价值取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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