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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曦:北京人,导演、摄像师。2015年毕业于南加州大学电影制作专业,2007年首次执导的作品《SAMSARA》便在“第八届大学生短片电影节”上崭露头角,获得最佳叙事短片奖。管曦的作品主要专注于女性题材,此后9年时间,12部导演作品,陆续获得了包括奥斯卡学生单元最佳纪录片奖(STUDENT ACADEMY AWARDS)、美国导演工会学生大奖(DGA STUDENT AWARD)等在内的数十项国际主流电影节大奖。

在好莱坞,除了小的不能再小的事,都是大新闻,每周都会有“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和最伟大的著作”出现,然后很快被人们遗忘。但管曦在好莱坞闯荡出的名头倒是有些与众不同的意味——

 

Part 1

  “好莱坞有个穿着裙子工作的美女摄像师,

而且是个中国人。”

初见管曦,只觉得她是个时髦的北京姑娘,生就一副显而易见的纤瘦身板。依常理而言,她应当是个烟视媚行的女文青,过那种BLINGBLING的时尚生活,却不成想她还有一扇不露声色的强壮灵魂,即使已经成为了好莱坞为数不多可同时兼任导演摄像和编剧工作的女性电影人,也要继续走窄门,自觉追随着英格玛·伯格曼和阿里·桑戴尔的脚步,野心勃勃,非要当个作者电影导演不可。

“我对电影的热忱是从小培养起来的,各种类型的电影加起来看了快几千部,不过直到后来接触到伯格曼和桑戴尔,比如《第七封印》和《西岸故事》,才直接影响我决定从一个单纯的电影爱好者变成制作人,选择去南加大深造。”伯格曼改变了电影是个体力活和技术工种的传统,他发展了探索人物内心的电影风格,直面恐惧,剖析人性。正是这种宏大、艰涩的主题让管曦对他的电影既敬畏又着迷,她“触电”以来的经历也像是在向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致敬——都是自己写剧本,都带点自传的性质,拍摄上都是一把快手,每年至少完成一个片子。对管曦来说,伯格曼是个光阴老了,记忆却犹新的符号,“我也希望能透过镜头观察生活,努力去看到比别人更多的世界。”

看起来,她也犯了跟包法利夫人一样的毛病:憧憬。但管曦有一个包法利夫人没有的优势,那就是真正热爱她的憧憬。平时她活得太过兴高采烈,似乎对世间的一切都兴趣盎然,导致人们很少发现她的兴趣所在。令她着迷的并非拍摄本身,而是有趣的母题。譬如文化、譬如信仰,总有一些聪明的、狡猾的、不落俗套的题目,让她欲罢不能。

好莱坞的女性导演不多,女性摄像师则更少,华语电影圈也是如此。其实与片场的其他工作相比,导演通常要求精准的统筹能力,摄像则需要敏锐的镜头触感,再加上不规律的作息和高到吓人的工作强度,所以女性的身影很少出现在这两个职业中。即使有,也常常被繁重的工作环境磨出了男性的粗糙棱角,但管曦却是少数群体中的异类,再艰苦的拍摄条件也坚持着女性的着装特色,常常沐浴着同事目瞪口呆的神色,裙裾飘飘地扛着机器在片场穿梭。

心思柔软,镜头却敏锐,她拍过战争、拍过亲情,拍过信仰,拍过梦想。离大师的步伐很近,离喋喋不休又矫揉造作的当下有点远。

 

Part 2

  “危险尽管来,

但他们一个笑容也别想从我脸上夺走。”

 

2016年9月,管曦接受了著名畅销小说《酥油》的改编执导邀请,并与好友一起开始改编剧本,《酥油》主要讲述了淹没于殇母离别之痛的汉族女子,被从雪山上吹来的风激醒,自此爱与生死的生命迷局中,高原白雪,酥油长明的故事。出于私心和电影“叙事”的需要,管曦为女主角设定了一段在叙利亚担任战地记者的往事,“这是把我除了做电影以外的另一个人生梦想投射进去了,我通过镜头让它更加立体和丰满,逼真到可以填补我人生的遗憾。”

有时候管曦看上去似乎具有双重人格,她的一部分是舞台上的表演者,在追光中讲述人生悲欢,而她的另一部分却是站在幕后的旁观者,微蹙着眉头斟酌演员的动作神态——这是一个既浪漫又清醒的姑娘,于她而言,一个镜头,就是隔开理想与现实的窗扇。

筹备了两个多月后,管曦带着剧组人员来到毗邻叙利亚的黎巴嫩,开始战争场面的实景拍摄。这不是她第一次涉足“安全系数较低”的区域——2005年在印度,她没赶上开往新德里的火车,隔天就在新闻上看到,错过的那班火车发生爆炸事故,死伤无数;2013年在巴西拍摄纪录片《LOOKING AT STARS》,她恰好赶上了巴西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活动。管曦跟着示威群众游行了一周,就像一个旁观者,一点点地看着这个游行变得丑陋起来,从最初的友好和睦开始变为诅咒谩骂,有人烧国旗,有人打砸抢,直到与警察当街对垒,炸弹和催泪瓦斯到处乱飞,甚至有人在她面前扔了一个酒精弹……

凡此种种惊心动魄,管曦遇到的不少,但她还总在路上,步履坚定又匆匆。

这当然也不是她第一次来到黎巴嫩,此前的黎巴嫩行程中,她要参加的影展还遭到过恐怖分子的炸弹警告。然而对于性命攸关的安全问题,管曦倒是十分淡然,“无论如何,生活总还要继续,危险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可能性要么是零,要么是100%,炸弹又不会因为我的退缩惧怕就不爆炸。但如果选择生活在忧惧里,世界就变成了一叶障目后的一个角落。危险尽管来,但他们一个笑容也别想从我脸上夺走,我才不会低头。”

印度,巴西,黎巴嫩……细数管曦近几年的足迹便不难发现,她总是试图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带着她的镜头去远方与世界相遇,摆脱庸常生活与熟悉面孔的束缚,理清角落里缠绕在一起的长长的现实生活的胶卷,拼命把其中最精彩的画面呈现出来,站在新的角度省察生活。

 

Part 3

  镜头既是藩篱,也是纽带

管曦在黎巴嫩的住处位于基督教区,高楼簇新街道整洁,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然而拍摄地则大概是黎巴嫩最危险的区域,勘景时遭遇的死胡同,三面都被轰炸过的楼板所围,断壁残垣上布满弹孔,每一块人行道砖格都沾满了泥灰,那是被捻灭的烟头或枪膛里火药黏糊不散的阴魂。两个区域散发着同样的味道——钱味儿,只不过一个是崭新的连号纸币;后一个是被很多人手摸过的,冒着腐朽和那种雨天没有晾干的旧床单的潮气。

“战争进行到最后,没有一方能自称是真正正义的,血战到底,无非是两败俱伤的收场。”拍摄间隙,管曦与当地的军人交流过,“他们的仇恨不难理解,恨家园损毁,恨亲友离世,但他们每个人手上少说也欠了几十条人命债,恨也不能理直气壮。仇恨累计到最后,不过是一个正义的幌子,谁还记得初衷。”

但这趟黎巴嫩之行,管曦也并非全无收获,“我们拍摄的是黎波里一条名叫SYRIAN STREET的大街,两边的街区被不同势力占据,一直在交火。但片场搭建好以后似乎就变成了一个和平的小空间,原本敌对的两方都聚拢在我身边,看我拍电影,伸出手臂让我写他们的中文名字。这是一个既开心又酸涩的过程,他们一直身处战火中,从无渠道和精力去了解外面的世界还有什么,而我的镜头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和平的门,尽管很短暂,但至少在摄像机运转的时候,他们是和平的。”

黎巴嫩的片段大约是管曦最接近政治的一次,但她从无意将这些当成包装噱头,她既没有极端的政治观点,也没有反对一切的愤世嫉俗。管曦冷静的生活态度一半是天生,一半来自境遇的磨砺。她崇尚自由、正义、理性这些“普世价值”,却又不追求任何一个阶层的利益,仅仅因为出于美的考虑,看不下去那些丑陋,发出一声叹息罢了。她希望让自己的作品生动起来,对她来说,镜头就是灵魂与这个世界的边界,薄薄的一片玻璃是她的伪装,也是她的真心。

她需要用作品与世界交流,拍点什么,做点什么,甚至改变点什么。

 

电影是否可以改变世界?答案是,也许吧。好莱坞一个至今依然热度不减的段子就是克拉克·盖博在《一夜风流》里解开他的衬衫纽扣,露出了一个赤裸的胸膛。而电影上映的那一年,美国的内衣销量下降了75%。

这个逸闻的真实性已无从考证,但它所营造的图景和希冀把电影发展成为一门社会工程学的志向,在这两年得到了更多的回应,电影不仅可以改变内衣销量,还可以改变战争,饥饿,全球变暖,垃圾邮件,血钻等问题。即使技术纯熟的商业片淹没了艺术电影,即使人们忘记了造一座凯旋门或自由女神像不是为了让他们静立在那里,而是为了动起来,咄咄逼人去。即使人们撤回敏锐的目光,不再细致地斟酌和赞赏,也总还有人坚持着老派的信仰,说着陈腐的格言,信奉旧式的神灵。即使窗外那个高喊着娱乐至死的声音越发响亮,回响在房间里的伯格曼依然不会寂灭无声。

电影是导演透过镜头凝视这世间的艺术,管曦一直这样坚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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