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当代中国艺术评论家、西方美术史研究学者王端廷

意大利当代艺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呈现出一幅多姿多彩的动人画面，既有深厚传统艺术素养又不乏开拓创新勇气的意大利当代艺术家。

　　王端廷，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外国美术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欧美同学会会员，国家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2015第九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轮值主席。当代中国艺术评论家，西方美术史研究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美术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先后公派留学于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先后兼任《中国美术报》编辑记者、《美术观察》杂志栏目主持人

　　王端廷，1961年生，湖北蕲春人，当代中国艺术评论家，西方美术史研究学者。198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1997年，王端廷作为国家公派访问学者留学于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艺术史与考古学系，主要研修法国现代艺术史。2002年，负笈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留学，于文学与哲学学院艺术史系研修意大利现当代艺术史。2010年，在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中青年美术家海外研修工程的资助下，王端廷再赴意大利罗马进行“超前卫之后的意大利当代艺术”专题研究。

　　作为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超前卫之后的意大利当代艺术》课题负责人，王端廷曾先后兼任《中国美术报》编辑记者、《美术观察》杂志栏目主持人等职务。目前，其主要从事西方现当代艺术史研究和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已出版译著《抽象绘画》《当代艺术》，专著《新现实主义》《超前卫艺术》《从现代到后现代》《桑德罗·特劳蒂》《重建巴别塔》《西方美术史》等20本，发表论文300余篇，与翟墨共同主编有《西方现代艺术流派书系》（12）、《20世纪外国大师论艺书系》（12册）、《西方后现代艺术流派书系》（12册）、《艺术东西丛书》（12册）。

　　作为当代艺术评论家，王端廷曾受邀参加在国内、法国和意大利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三十余次。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外国美术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美术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兼职教授。国家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欧美同学会会员，2015第九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轮值主席。

　　留学生：你是西方艺术史专家，曾三度公派出国访学，据我所知我国在西方艺术史方面的研究者不多，拥有你这样经历的人更少。请你简要介绍一下你的留学经历。

　　王端廷：每个出国留学生的目标都是相同的，但道路却各有不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留学潮时期，我就萌发了出国留学的想法，但受经济条件限制，自费留学的愿望未能实现。当时也有公派留学的途径，我们单位有不少人获得了公派留学的资格。要知道，那时公派留学的指标是自上而下层层分配的，分到单位由领导决定具体人选。我是一个见了领导绕道走、情商很低的人，公派留学的名额自然不会落到我的头上。我最终能够获得留学机会要多亏了1996年国家教委实行的公派留学政策改革，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改变留学生选拔规则，由原来的名额分配改为让任何符合留学条件的个人向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申报，国家留学基金委组织专家统一评审，择优录取。

　　当时国家公派留学只有访问学者，没有学位生。我那时已经是副研究员了，并出版有四本学术著作，加之英语合格，符合申请公派访问学者的资格。于是便向国家留学基金委提交了留学申请书，申请的留学目的国是法国，结果很幸运地被录取了。由于我只懂英语，而去法国留学必须懂法语，因此我在收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录取通知书》的同时，还收到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国人员培训部法语班培训通知书》。就这样，经过法语培训并在结业考试合格的条件下，我正式获得留学法国的资格。1997-1998年，作为国家公派访问学者，我进入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艺术史与考古学系，在约瑟·沃维尔（该校现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欧洲北方超现实主义艺术专家）教授的指导下研修法国现代艺术史。

　　当时国家留学基金委规定，留学人员回国两年后可以再次申请去同一语种国家留学。由于感觉在法国一年的学习时间不够，效果不理想，我于2001年再次申请去法国作访问学者。出乎意料的是，我的第二次留学申请又获得了成功，但由于当年法国留学名额被理工农医类申请者占满，艺术史作为非重要留学专业被挤在录取名额之外，所以留学国家最终变成了意大利，这也是我的大惊喜。稍微了解一点西方艺术史的人都知道，意大利是世界艺术史上最重要的国家，去意大利学习是全世界所有艺术史研究者梦寐以求的事。由于不懂意大利语，因而我又一次收到了两份通知书：《2001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人员补充录取通知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国人员培训部意大利语班培训通知书》。就这样，我第二次进入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在进行了一学年意大利语强化培训并通过考试的情况下，于2002年至2003年进入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文学与哲学学院艺术史系，在安东内拉·斯布里利教授的指导下，研修意大利现当代艺术史。2010年，在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中青年美术家海外研修工程的资助下，我再赴意大利罗马进行“超前卫之后的意大利当代艺术”专题研究。

　　能够去法国和意大利两大艺术帝国留学是我这一辈子最幸运的事情，这样的经历不仅丰富了我的人生体验，更对我的学术研究事业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留学生：法国巴黎在艺术圣坛的地位至今无人可以撼动，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无不麋聚此处。他们因巴黎而成功，巴黎因他们而辉煌。请谈谈你作为一个艺术研究者对巴黎这座城市的认识和感受。

　　王端廷：自17世纪法国以其奢华富丽的“洛可可”艺术开始取代意大利成为欧洲艺术进步的领头羊，巴黎便成了世界艺术的中心。18、19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20世纪的野兽主义、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这些影响深远的艺术流派和波澜壮阔的艺术运动都诞生于巴黎。辉煌艺术史造就了巴黎深厚的文化底蕴，浓郁的艺术气息塑造了巴黎人宽阔的胸怀和优雅的气质。巴黎是一座建筑历史博物馆，它的绝大多数的建筑上都刻有建造年份，喜新不厌旧的巴黎人保留了自中世纪以来各个时期的建筑。因此，在巴黎学习期间，除远距离出行外，我更愿意步行而非坐地铁。步行在混合着香水、咖啡和烤面包香味的巴黎街道上，就如穿行在艺术的长廊中，令人心旷神怡。

　　对我这样的艺术史专业人员而言，巴黎最具吸引力的是它的博物馆。据最新统计资料显示，巴黎有173座博物馆，其中就包括闻名世界的卢浮宫博物馆、奥塞博物馆和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对于艺术史研究工作，观摩艺术品原作非常必要，甚至是比掌握文字资料更重要的前提条件。实际上，由于实证主义的观念主导作用，西方的艺术史研究者都是在博物馆里开展研究工作的。因此，在巴黎一大访学期间，除了去学校听课和图书馆查资料外，我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参观博物馆上了。加上后来的两度留学意大利和多次欧洲旅行，我差不多参观了欧洲大部分艺术博物馆，看过大部分美术史教科书上印刷的作品图片的原作。相对于书本知识，对西方社会的亲身体验和对艺术品原作的感性认识，对我的西方艺术史研究水平的提高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如果说参观博物馆让我获得了对法国、西方乃至世界艺术史的深刻和全面的认识，那么参观在香榭丽舍大道举行的“法国航空航天成果展”和“98国际农业沙龙”（Salon International de l’Agriculture 98）则让我对法国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特别是农牧渔业科技水平的高度有了真切的感受。在航空航天成果展中，所有的展品都摆放在人行道上，并且没有围栏，观众可以随意触摸。除了法国航空史上各式飞机之外，最新的阿丽亚娜火箭也被陈列在了露天的大街上。那次国际农业沙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项科技成果是卫星放牧，就是牧民从家里的卫星电视屏幕上看到牛羊的位置，需要时可乘坐直升飞机赶回牲口。我还得知法国农业部有一个任务就是想方设法让农业减产。由于农产品供过于求，法国农民将卖不出去的农产品堆放在高速公路上阻断交通、抗议政府收购不力的现象时有发生。为此，法国政府不得不规定每年必须有三分之一的耕地休耕。我们小时候就听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牛奶倒进河里，到了法国才知道这样的事情是真的发生过。

　　法国是福利国家，其福利甚至惠及像我这样的外国政府奖学金获得者。我在巴黎居住期间获得了法国政府的住房补贴，当时的住房月租金是680法郎，补贴是428.85法郎，简直是不可思议。

　　我留法的那一年正巧赶上法国举办1998年第十六届世界杯足球赛，东道主在决赛中以3：0的比分大胜巴西队夺得大力神杯。我虽没能去现场观战，但也和巴黎人一起度过一个快乐的夏天，特别是夺冠之夜巴黎人狂热的欢庆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沸腾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游行的汽车喇叭响成一片，车厢里和车顶上都挤满了认识或不认识的年轻人，很多车顶竟被压塌，而车主却毫不在乎，所有人都在尽情地呼喊歌唱。一周后，我去巴黎西南郊的巴黎圣日尔曼足球队驻地附近游玩时，当地的年轻人在露天舞会上仍不断齐声高喊着“Le un,le deux,le trois au zero”（1，2，3比0）的口号。法国人在获得世界杯后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纯粹和强烈的快乐感人至深，令我难忘。

　　留学生：法国巴黎第一大学传承精英传统教育，在国际学术领域都颇具影响力。你能谈谈对这所大学的印象吗？

　　王端廷：巴黎第一大学又叫先贤祠-索邦大学，其前身是由罗贝尔·德·索邦（Robert de Sorbon）创建于1253年的索邦学院，最初为神学院，后来成为综合性的巴黎大学，至今已有八百多年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巴黎大学造就了大批世界顶级的专家学者，其中包括居里夫人在内的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968年5月学生运动之后，巴黎大学被拆分为13所各自独立的大学。作为原巴黎大学学术精神最主要的继承者，巴黎一大是一所以哲学、文学、法律、政治、金融和经济管理为主的综合性大学。这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大学，除了有位于拉丁区中央、先贤祠隔壁的主校区之外，还有散布在巴黎各城区的25个分校区。该校现设有3个学院、14个系和9个研究中心。我所就读的艺术史与考古学系的行政办公楼位于巴黎13区，教学楼位于卢森堡公园南侧的一栋红砖楼里。该楼也属巴黎第四大学，因此我当时也旁听了巴黎四大的艺术史课程。

　　当时作为访问学者原本可以不要求注册上课的，但若不注册便得不到导师的指导，所以为了了解法国大学的教学方法，我在巴黎一大注册了DEA即深入研究文凭课程，相当于博士预备课程。DEA的所有课程都是Seminaire，也就是专题讨论课。课上讲的很少，而阅读书目往往很长。课程结业采用的是Exposé（口头陈述）或20页小论文形式。

　　巴黎一大的这段学习经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课堂气氛的轻松和师生关系的平等。学生可以随时提问，老师热情作答。一位叫埃里克·达拉贡（Eric Darragon）的教授常常在讲台上讲着讲着就偏腿坐在了前排的课桌上。众所周知，西方大学是宽进严出，虽然课堂气氛活泼宽松，但作业打分和论文成绩的评定却是十分严格的。第二个印象是与教授见面必须提前预约。教授办公室的门上永远贴有一张预约表，没有预约不可以见导师。第三个印象是班级学生女多男少，且有不少老年人。因而得知，在法国，艺术史专业的学生大多不是为了职业目的，而是为了兴趣和爱好来学习的。尽管法国有大量与艺术史相关的机构和工作岗位，但仍不需要这么多的艺术史专业人员。这些艺术史专业的毕业生大多从事的是各种各样的其他职业。几乎可以说，艺术史在法国属于素质教育。

　　留学生：你两次赴意大利访学，现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超前卫之后的意大利当代艺术》课题负责人，你如何看待意大利当代艺术的总体情况？

　　王端廷：我将意大利当代艺术的起始时间定在1989年，1989年是意大利超前卫艺术的终点，也是经济全球化的起点。换句话说，意大利当代艺术就是全球化时代的意大利艺术。意大利当代艺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呈现出一幅多姿多彩的动人画面，既有深厚传统艺术素养又不乏开拓创新勇气的意大利当代艺术家积极探索并运用各种新的艺术语言，对当代人类的精神世界、社会生活的现实境遇和自然宇宙的内在奥秘等各种主题进行了深入而又广泛的表达。

　　意大利当代艺术具有四个重要特征：第一，以摄影艺术、影像艺术、数字艺术、行为艺术和装置艺术为代表的观念艺术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架上绘画完全退居边缘位置。第二，审美的回归是意大利当代艺术一个突出的现象。无论是摄影艺术，还是装置作品，抑或行为艺术，意大利当代艺术家都会通过严谨的构思和细腻的制作，赋予作品以优美的形式。对美的回归是整个西方当代艺术的总趋势，这一趋势显示了人类审美意识的永恒性和坚定性。对于意大利当代艺术来说，对美的追求则无疑是源自古罗马艺术的意大利美学传统基因的自发显现。第三，女性艺术家的崛起引人注目。以瓦内萨·比克罗夫特、保拉·皮维和茜茜为代表的一批蜚声国际艺坛的女艺术家的崛起不仅彻底改变了意大利艺坛男性一统天下的格局，而且给世界当代艺术带来了新的活力。第四，团队创作方式极为普遍。由于当代艺术创作手段的复杂化和专业化，许多采用声光电等计算机综合技术来进行创作的意大利艺术家都采取了集团军作战的新方式。当然，最重要的是意大利当代艺术的精神内涵是普世性的或者说是超民族性的。其实，这些特性也差不多是整个西方当代艺术的共性。

　　留学生：作为一名艺术批评家，你如何看待中国当代艺术？

　　王端廷：我认为一个艺术家只有表达了他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理想，或者反映了他那个时代人们的生存问题，或者满足了他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需要，甚至开创和引领了更美好的生活方向，才能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艺术家，最终被艺术史所记载。我们看考古现场就会知道，人类文明发展构成了一个层次多样而又界线分明的剖面，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文化层。对于艺术来说，变是不变的铁律。因循守旧和随波逐流的艺术家都不会被历史所认可。

　　就中国当代艺术而言，我认为应该首先认清我们究竟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究竟需要什么。有人说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有人说是市场经济时代，还有消费文化、商品化或信息化时代等说法。本人更愿意用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这三个概念来概括我国这个时代文明的总体特征，因为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蕴含着当下中国社会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态各个层面的深刻变化。

　　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巨变无论是时间纬度上所谓的“传统的现代化”，还是空间维度上所谓的“本土的西方化”，究其本质都是“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所有的矛盾其实都是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之间的冲突。

　　由于中国农耕社会的长期封闭，中西历史的发展殊途异步。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这些在西方本为历时性的文明形态在今天的中国变成了共时性的存在，这就使得中国当下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属性呈现出高度混杂的特征。

　　我坚持认为，虽然中国当代艺术有改革开放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但不是说所有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艺术都是当代艺术，那些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的学院派油画和传统派书画就不能算作当代艺术。在我看来，我国当下的传统书画艺术已经蜕变成了民俗文化。其实，在西方艺术界也存在当代艺术的鉴别问题，今天的欧美各国也存在大量不能进入当代艺术范畴的学院派艺术，如古典主义的写实绘画，现已成为装饰普通百姓家居的商业绘画。

　　在我看来，在当下中国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艺术创作中，无论是采用什么创作语言，还是表达什么艺术主题；无论是探寻宇宙自然的奥秘，还是表现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抑或揭示人类灵魂与肉体的矛盾；无论是历史追忆，还是现实关照，抑或未来展望，那些传达了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和普适主义的精神内涵，表达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时代所需要的理性与秩序、自由与平等的价值倾向的艺术创作才能称得上是具有时代精神的中国当代艺术，而这样的当代艺术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留学生：纵观海内外，你个人比较欣赏哪几位艺术大师？他们的作品有何过人之处？

　　王端廷：作为一个艺术史研究者，我对艺术史上的艺术家没有个人偏爱，所有名垂青史的艺术家都对人类艺术的进步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都令我赞赏。就我的研究范围即西方现代艺术史而言，塞尚和杜尚都是我反复研究的对象。塞尚被称为“现代艺术之父”，他将西方艺术从强调“画什么”变成了注重“怎样画”，开创了形式主义艺术的先河。西方现代艺术史上诸如野兽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和抽象主义等流派都是从塞尚的艺术观念发展演变而来的。我将杜尚称为“现代艺术继父”，他宣称“什么都是艺术”，彻底颠覆了既定的艺术概念，为西方艺术打开了观念主义的大门。波普艺术、现成品艺术、行为艺术、大地艺术和装置艺术等各种非架上艺术都是杜尚艺术思想演变的结果。实际上，塞尚与杜尚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西方现代艺术。塞尚与杜尚的同时并存，是西方人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二元论世界观在艺术中的反映。

　　纵览西方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西方艺术家是按照“逆向思维”，也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进行艺术创新并推动艺术发展的。西方艺术史特别是现代艺术史上有数不清的流派，这些流派有一个共同的称号，这就是“反动派”，所有的流派都是对原有的艺术规则和标准的反叛。对于西方艺术家而言，反叛是创新的同义词，他们通过不断的反叛创造了伟大而辉煌的艺术史。

　　实际上，中西艺术的差别不在于艺术的语言风格和题材主题，而在于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我们在学习西方艺术时，这些本质性的东西是最需要学习、也是最难学到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