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历史的坚冰：中美建交前后华裔美籍学者的特殊贡献 | 科学春秋

　　1971年2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意外地收到一封瑞典来信。写信者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拉德伯哥；更不可思议的是，信中还夹着一封美国国家科学院给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信。两封信的中心议题是共同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希望通过与中国保持良好外交关系的瑞典皇家科学院，来改善与中国、特别是与中国科学院的关系。美国科学院执行秘书杜德在给郭沫若院长的信中恳切道来：

　　“两国的学术界有着合作的长久历史，并且有着共同的兴趣。尽管过去几年中有着各种阻碍，但是，重要的是他们应寻求恢复这种历史友谊的方法。”［1］

　　方法不难寻求，重要的是时机。就在中、美僵化已久的关系正处于松动的微妙关头，在若明若暗、扑朔迷离的时刻，有人敏锐地洞察了这种可能发展的前景，并且大胆地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那就是1971年7月20日杨振宁的首次回国访问。

　　物理学家杨振宁此时已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十五年，名满天下。他的一贯研究风格——独立性、创造性和开拓性在他首次访华时也表露无遗。他冒着当时在政治上、各种舆论歧见上的风险和多方的阻力，毅然辞去IBM公司顾问之职，从中国驻巴黎大使馆取得签证，怀着渴望与探求的心情，踏上了阔别二十六年的中国土地，成为美籍华裔知名学者访华第一人。难能可贵的是，在他决定访华之时，曾受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科学顾问戴维之托，以私人身份探询中、美两国科学院之间进行有效接触的可能性以及接触方式。杨振宁在京转达了这个意愿，鉴于当时两国尚未正式建交，中国政府认为两国科学院正式接触为时尚早，但是愿意考虑美国科学家的个人访华。

　　杨振宁回国后，在那个拥有几十万来自中国，如今又对祖国所知甚少的华裔的大洋彼岸，引起轩然大波。他在给其父杨武之教授的一封信里写道：“此间各界对新中国的兴趣简直大到无法形容，我把一切记者、电视台、无线电台请求采访都推掉了。本校同学、教授要我演讲……”杨振宁无法推掉本校师生的请求，1971年9月21日，他在其任教的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做了演讲，这次犹如投石试水的演讲广为流传，激起了巨大涟漪。不仅包括本校师生，还有一些来自纽约、华盛顿和波士顿的华人和美国人，都抱着强烈的兴趣参会。正如演讲开始时杨振宁所说：“显示了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真诚的希望，和需要彼此互相了解。”而这次访问，在人文荟萃的华人知识界尤为引人瞩目，无数电话打来，他们中有著名学者陈省身、林家翘、任之恭……

　　1972年春，尼克松总统访华，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两国关系呈现缓和趋势，访华的美籍华裔学者开始增多。同年6月，以任之恭为团长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12人（平均年龄55岁）来到中国，其中包括当年和钱伟长、郭永怀一起考取庚款留英名额，如今是MIT教授的林家翘。周恩来在会见这个高水准代表团时，借机对陪同的周培源教授提及：“我们今天向这位周博士（周培源）将一军，请他提倡一下理论。”那是因为杨振宁两次访华时，曾提出中国基础理论课程差，研究所的基础学问不牢，因此周恩来借这次会见华裔学者代表团时谈及此事。不久周培源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其后张文裕和朱光亚等人也借此东风，就高能物理研究及加速器研制等问题给周总理写了信。尽管在那个特殊时代，他们的提倡无甚结果，还要受到围攻，不过这种提倡，对理论工作者不啻一阵及时雨。除了拜访亲友，该代表团每个成员都在相关的研究所做了学术报告。

　　1972年9月，另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访华，他在访问中表示出对基础研究及人才培养的关注，他认为只有建立自己雄厚的基础研究力量，才有可能闯出新路，走在世界的最前面。他提出搞基础科学的人要少而精，特别提出要从十二三岁就挑选人才进行培养。他的建议在1972年当然不可能引起太大反响，不过到1976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讨论了少年大学生问题；1978年，该校出现了“少年班”，并逐渐推广到若干院校。

　　同年著名数学家陈省身访华。陈省身于1934年考取庚款留德与留法名额，1937年回国后曾任教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十多年，桃李满天下。1949年初应奥本海默邀请赴美后，他以微分几何和拓扑学等方面工作闻名于国际数学界。特别是他创立的陈示性类论，是近代数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在许多领域中起着重要作用。1962年，他和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及林家翘同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阔别24年后的1972年，他回到故国，不仅看望亲朋好友，而且还带来了一封美中科学交流委员会委托他携带的信。当他会见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时，转交的是一封邀请中国科学家访问美国的信。这封信件由一位昔日中央研究院院士、今日美国科学院院士之手，完成了在官方道路尚不通畅、民间迫切希望沟通时代的信息传递；这也是早年留学生、如今的美籍华裔学者在学成就之外的又一贡献。

　　1973年，吴健雄和袁家骝访问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分别毕业于中央大学和燕京大学，1936年双双赴美，二战后，进入核物理领域的研究。吴健雄以对物理问题的敏锐和实验工作的精细著称，她在验证宇称不守恒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物理界称为“世界上最前列的女实验物理学家”。此时仍带着浓浓吴音的吴教授，踏上故国土地时已是去国37年整。

　　1975年11月，一位著名实验物理学家访问中国，他就是丁肇中。尽管出生在美国，可是他在中国度过童年，嘉陵江畔的山城和石头城下的鼓楼曾在他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虽然大半生涯在美国度过，但是中国的土地和人民仍使他难以忘怀。他回来了，关心的是高能物理的发展，盼望能为此贡献自己的力量。

　　1977年，著名华裔美籍天体物理学家黄授书在第二次访华时心脏病发作，溘然长逝于北京。

　　在那些年月里，还有许多化学、生物学、地学及其他学科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和工程师络绎不绝地来中国访问。他们中有许多是由旅游局接待，自费合家来华探亲访友，同时与科学院、高等学院等有关机构的同行们进行学术交流。其中也有不少是以各种团体名义前来访问，除了任之恭最早率领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外，来访的各类美籍华裔学者代表团络绎不绝。老一辈的、台湾地区留美的，还有一些真正美国土生土长的年轻一代华人学者，诸如1973年5月杜文荣等人率领的“美籍中国学者观光团”；同年6月冯元桢、田长霖率领的“加州中国科学工作者回国访问团”；曾安生、谭占英率领的“美国旧金山美洲工程学会参观团”；同年7月由高逢川、陈有平率领的“美籍中国医生访问团”；1974年周培基等人率领的“旅美台湾同胞及美籍华人回国访问团”；黄添富率领的“美洲华侨工程学会旅行团”。以后接二连三来访的有——“旅美东部地区爱国青年代表团”“旅美统运积极分子国庆参观团”“美国华裔青年团”“旅美爱国青年和学者参观团”“南加州中华科学工学会参观团”，等等。

　　如果对这数百名回国访问的美籍华裔学者做一分析，我们会发现他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最早回来的多是年龄在50岁上下的人。如任之恭率领的第一个“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的平均年龄是55岁。他们多数是在中国接受的中小学及大学教育，然后到美国或欧洲取得博士学位。有些人还曾回国教过书，或是做过一段研究工作，抗战前后到美国深造后再没有回来过。他们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对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表示惊讶与赞叹，对中国的前途与发展由衷地关切。他们为几十年未能替祖国尽力而感到不安，一心希望在有生之年能为曾经养育过他们的人民做些贡献。这些人中，确实有人这样做了，如陈省身在退休后回到南开大学开办南开数学研究所，并任首任所长，直到2004年去世。在他去世后，南开大学学子们闻讯自发地汇集到新开湖边，点燃蜡烛，纪念他们的老校友、老所长，也是老前辈。

　　第二类：年龄三四十岁的人。他们多数生在大陆，长在台湾或香港，之后去美国求学。他们对中国大陆没有深刻印象，但是童年的回忆令人神往。他们对在一个与他们成长的社会截然不同的环境里生活的几亿同胞，抱有强烈兴趣并渴望了解。而那些怀有强烈民族感与爱国心的“保钓（钓鱼岛）运动”年轻一代积极分子们，更是把此次来访作为他们思乡、爱国的奔放感情最好的归宿。更有一批人出于对现状不满和以学报国的热忱，一再申请回国定居。根据中央“来去自由”的精神，截至1979年，中国科学院陆续接待了22名回国定居的学者，他们中有18位博士、1位硕士。这些人普遍知识新、基础好、英文流利、年富力强，他们对推动当时中国科学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的研究所中那些归来定居的博士，甚至充当了外国学者来访时做学术报告的专职翻译，那个时代业务好又可以说听流畅英语的人才还真不多见。

　　第三类：出生在美国的华人。他们是第二代或第三四代华裔美国人，俗称ABC（美国出生的中国人）。这些人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也不会说中国话（少数人从他们长辈那里学会一点广东话、台山话）。如黄添富等人组成的“美洲华侨工程学会旅行团”，其中大多数团员都属于此类。他们只是从长辈口中和书本上知道一点关于中国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地球另一边的中国遥远、神秘，却又亲切而令人向往，因为长辈们来自那块土地。如今，一批批华裔美籍学者越过太平洋上空的轰鸣声牵动了他们的心，他们怀着寻根和还愿的心情加入了这股“朝圣”潮流。于是中国土地上出现了只会讲英文却急于和同胞交流的华人，他们也受到了热情的接待。第一和第二类人的子女也属于此行列。

　　1977年，中国结束了十年动乱局面，人们更多地关注国家建设与发展，为了适应科研工作“大干快上”的需要，并考虑到旅居海外的华裔学者为祖国服务的迫切愿望，中国科学院决定邀请一批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旅美学者来华讲学和短期工作。1978年第一批被邀请的有陈省身、邓昌黎和吴家玮等20人。他们在相关研究所进行讲学与合作研究，一般为期几个月甚至一年之久。这和他们以往的短期访问有所不同，他们会有更多机会接触和了解中国学者及科研机构。因此在离开中国前夕，或是回美以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根据各人不同的感受，向中国提出了种种建议。

　　1977年陈省身提出了为使中国数学在二十世纪末赶上世界标准的五点建议；王浩提出了“关于促进教育科技发展的几点建议”；范章云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工作三个月后，提出关于中国天体物理发展的万言建议；伍鸿熙在数学所讲学一个月后，提出关于中国高等数学制度的建议；吴家玮在中国停留了四个月，拟回美后成立“中国留美学者服务社”，向国内提供美国主要研究所及大学的有关情况和资料。

　　1979年初，中美两国正式建交，随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科学文化交流活动也日趋频繁。在华裔学者归国讲学中，令人瞩目的是1979年李政道进行了为期七周的讲学活动。来自全国23个科研单位和63所高等学校的科研人员、教师及研究生近500人，在科学会堂听了“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两门课程。李政道夙兴夜寐，两学年课时在短短七周内完成。

　　1977年8月，丁肇中第二次访华，此时他已是第三位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籍华裔学者了。当邓小平接见他时，他表示“要为国内科学技术发展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1980年召开的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可以看作是华裔学者归国进行学术交流的高潮。五天的会议，到会的100多名代表中有海外学者49人，他们是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侨及有中国血统的物理学家；其中33人来自美国，多数是第一次回国。他们来华参加学术讨论会，受到了他们所在学校、科研机构乃至美国能源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会上80人作了报告。这次讨论会是中国在中断了与国际学术界多年交往后，首次在国内举办的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为以后再在中国举行国际交流会提供了经验。尽管以后类似国际学术会愈来愈普遍，也不再限于华裔，但最早和国内科学家接触的这批华裔学者，以及这次在广州举行的国际讨论会，无疑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笔重彩。

　　我们以中国科学院为例作一统计，在中美建交的最初几年，科学院和各个研究所邀请来华讲学或来华探亲顺访中国科学院的外籍华人500余人如下：1979年——117人；1980年——170人；1981年——100人；1982年——123人。［2］

　　我们回顾这段不算久远的历史时，清楚地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中国人民经过深重灾难，开始大踏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时刻，在太平洋彼岸，一支异军突起，它以其独特而优越的地位，把现代科学从最前沿迅速地带到了此前闭关自锁的祖国。让人不免会想到留学事业的首创者容闳百年前在耶鲁大学毕业时，首先想的是“我所受的教育权利，下一代的同胞也应该同样享受”。从耶鲁、哈佛、普林斯顿、哥伦比亚毕业的成百上千有着中国血统的留学生——那第六次和第八次留学潮中的许多人，尽管和他们先辈容闳一样，拥有了美国国籍，可是还是念念不忘自己的同胞。容闳曾率领一百二十名幼童留美，在昏庸的清朝，终究半途而止，成为历史悲剧。百年后的华裔美籍学者们，有幸能一展鸿图，在传递最新科学知识的同时，为中美科技文化交流铺路架桥。我们很想探讨，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些仁人志士，为一个遥远而落后的国家不辞辛劳地奔波，其结果和前景又是如何。

　　众所周知，在美国移民队伍中，来自欧洲的学者大有人在，他们之中除了犹太民族和以色列的千丝万缕联系外，并没有太多的学者像华裔学者一样，会被他们故国牵动得如此深沉，对为自己同胞服务又如此醉心和尽力。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亲情所致。中华民族，同为炎黄子孙，神州遗裔，从肤色外貌到语言文字，从社会习俗到文化传统，都和西方相去甚远。当他们加入美籍成了一个美国人，他们骨子里还是个中国人，不管他们为此感到骄傲还是烦恼，一根精神上的、感情里的、看不见却又剪不断的联系，把他们与那片赋予他们躯体与灵魂的土地和人民暗暗相连；一种内在的沟通愿望本能地潜伏在每个人的心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沟通渠道中断了；时间越久，潜伏的本能也越强烈。因此，当1971年杨振宁首次访华后，这股潜能就势不可挡地冲决了出来，为悠久的中华民族古老文化而来，也为十亿勤劳善良却又屡遭劫难的人民而来。他们是当代中美科技文化交流最早的使者，在中国科学研究遭干扰、被延误的困难时期，及时提供的帮助功德无量；对增进两国人民了解与友好，同样卓有贡献。不过在我们客观评价这些来访者的历史功绩时，不应忽视他们此举的另一层含义，以对全国人民奋力以求的现代化有更深刻的理解。

　　中国百余年的现代化艰苦历程显示，中国人民对随着军舰大炮而来的西方文化，是采取不得已的被动方式应对；同时对在西方文化面前节节败退的中国传统文化则大唱挽歌。人们不善于把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西方文化乃至随之而来的科学技术区分开，对待西方文化也常常摆出“自卫”的架势，这是我们前面多次提及的布朗克提到的“防卫性的现代化”，那是带有明显的消极性的勉强和不得已心境的行为。百年来国家虚弱、民族受侮所形成的普遍心态，使得我们不可能真心实意地去汲取孕育出近代科学技术的西方文化的营养与精华。

　　当第六次和第八次留学潮退后，留在大洋彼岸的那批华裔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大批来到中国时，这种状态有了悄悄的改变（不是完全改变），因为来传授和交流新知识的是有中国血统的人，他们到了这块土地后都愿以华人自居，不会特别炫耀他们的美籍身份；而另一方，接受或交流新知识、新技术的人，在同种族学者面前，心理状态也趋平和，他们之间的交流胜过以往任何时候。

　　我们还应看到，这批特殊的在西方生活过多年的昔日老留学生、今日的科学家和学者们，早已在新与旧和中与西的困惑中数遭锤炼，在传统文化与西方价值间几经选择。他们是过来人、是知情者，对于任何由中国文化熏陶的传统人过渡到工业化的现代人之经历，他们有过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体会，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有数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向现代化工业国家过渡，可能会遇到的困惑与疑难，他们有最有益的忠告和建言。正在向现代化过渡的中国和人民，在经历了十多年封闭后，特别应该将其视作最宝贵的信息资源和无形财富。而他们，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几十上百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和体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与动议，这难道不是一笔无可比拟的宝贵财富吗？这不是可用金钱买得来的，也不是在教科书上能完全找得到的，却是中国人民得天独厚的。在这个时刻，我们真应该感谢把分布在天涯海角的炎黄子孙维系为一家的传统文化！

　　我们回溯这短短的十几年，在历史长河中它或许微不足道；当今天无数国人走出国门之时，许多人更是对那段历史早已淡忘，不过在回顾中国留学史及中国现代化历程时，我们会发现，它不仅值得大书一笔，更应为后人铭记和称颂。